谁是菲利克斯·加塔利? 《混沌互渗》导读

本周末,我们将在南京(周六)和上海(周日)分别举办一场有关菲利克斯·加塔利(1930-1992)作品《混沌互渗》的分享会。作为两场活动的嘉宾,也是《混沌互渗》一书的译者,董树宝老师在译序中对加塔利的思想作了系统性评述。不同于弗洛伊德、拉康等人在精神分析领域所提倡的“科学范式”,加塔利试图建立一种以感受和知觉为中心的“审美范式”。这一范式强调主体性生产,并且认为“主体会在生产的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走向多样性和异质性”。“‘混沌互渗’不是混沌本身,而是处于有限性与无限性、混沌与复杂性之间,是……审美范式的发生源”。

如果你对活动有兴趣,刚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提前了解加塔利的生平及其思想贡献。我们非常欢迎南京和上海的朋友分别来到万象书坊和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参与我们的线下对谈。如果没有办法到现场,读者朋友们也可以通过“三辉图书”bilibili主页等网络平台观看线上直播。

当你拿起这本著作时,或许出于闲适的无聊,或许出于求知的好奇,或许你禁不住会问:谁是菲利克斯•加塔利?

菲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1930—1992),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因与法国当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1925—1995)合著《反俄狄浦斯》(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1: L’Anti-Œdipe,1972)、《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1975 年 )、《千高原》( Capitalisme et Schizophrénie 2: Mille Plateaux,1980 年)和《什么是哲学?》(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1991年)而闻名于欧美学界,成为法国当代哲学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合作者德勒兹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日益增多,成为国内法国思想研究的炙手可热的重要理论家之一。相比之下,菲利克斯•加塔利备受冷落,少有问津,虽有一些著作和论文提及加塔利,论及二人合著的著作,但基本上是以德勒兹的思想为中心进行研究,德勒兹的思想因作者署名的“马太效应”大放光彩,而加塔利的思想基本被遮蔽在德勒兹的光环之下,没有释放出其应有的思想力量。如若研读加塔利的著作,我们会体会到一种有别于“德勒兹与加塔利”或德勒兹的理论风格,感受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思想强度。

加塔利属于“战后一代”,早年曾积极进行过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他本来在索邦大学学习药理学,中途辍学,接受让•乌里( Jean Oury )的邀请参与创建他一生为之工作的拉博德诊所,为拉博德诊所撰写了理论宣言,成为拉博德诊所的理论旗手。在后来的访谈中,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在我看来,我那时有太多的‘立场’,至少四个吧。我属于‘之路’( La Voie communiste ),随后是左翼反对派;1968 年‘五月风暴’后,我心神不宁,写过一些文章,如《左翼反对派的九个论题》。随后,我参加了让•乌里1953年在古尔-舍瓦尼( Cour-Cheverny)根据托斯盖尔实验创立的拉博德诊所:我们试图在实验和理论上确定建制性精神治疗的基础(就我来说我试验了‘横贯性’和‘群体幻想’一类的观念)。还有,自从拉康创办研讨班开始,我便接受了拉康的训练。最后,我有了一种立场,或者是一种关于精神分裂话语的立场,我始终关注精神分裂患者,被他们所吸引。”由之我们可以看到加塔利思想的“多个维度”:精神分析、政治活动、团体工作,乃至后来的精神分裂分析、生态学、美学和技术哲学等内容。“如若人们想恰当地介绍加塔利,必须要记住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人:他是一名在拉博德诊所工作了多年的精神分析师;他是一名文学批评家,是论卡夫卡著作的合作者;他是一名与哲学家吉尔•德勒兹合作的思想家,写了一部质疑政治经济学、人类学、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综合性著作;他是一名积极分子,是法国私有自由电台运动的推动者。”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加塔利积极参加各种抗议活动。“五月风暴”给他带来了思想冲击,也为他与德勒兹的相遇提供了历史契机。“两年半前,我认识了菲利克斯。他觉得我走在了他前面,他期待着某种东西……菲利克斯跟我谈起了他已经称之为欲望机器的东西:有关机器无意识、精神分裂无意识的整个理论和实践构想。因而我觉得他走在了我的前面。”加塔利的理论和实践不仅赢得了他的理论合作伙伴德勒兹的赞赏,而且为两人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的许多中心概念都是由加塔利提出来的。正是在加塔利的倡导下,他们开始对精神分析学进行批判,并形成与之相反的‘精神分裂分析’理论。加塔利超越学院派哲学传统的位置使他能够在与德勒兹合作之后将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直接关注融入德勒兹的著作之中,而加塔利多年的实践经验……更为他与德勒兹在合作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两人各自的理论探索构成了“德勒兹与加塔利”这一机器装配的理论前提,他们相互化合,相互生成,分别成就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因而不可以说加塔利只是德勒兹的追随者!除了他与德勒兹共同撰写的著作外,他独自撰写的著作 有《精神分析学与横贯性 》(Psychanalyseet transversalité:Essais d’analyse institutionnelle,1972 年 )、《分子式革命》(La révolution moléculaire,1977年)、《机器无意识》(L’inconscient machinique:Essais de Schizoanalyse,1979年)、《冬日之年》(Les années d’hiver,1980—1985,1986 年)、《三种生态学》(Les Trois écologies,1989年)、《精神分裂分析制图学》(Cartographies schizoanalytiques,1989 年)、《混沌互渗》(Chaosmose,1992年)、《反俄狄浦斯论文》(Ecrits pour L’Anti-Œdipe,2004年)、《逃逸线》(Lignes de fuite. Pour un autre monde de possibles,2011年)、《什么是生态哲学?》(Qu’est-ce que l’écosophie?,2013年)等,此外他还与托尼•内格里(Toni Negri )合著了《自由的新空间》(Les nouveaux espaces de liberté,1985年)等著作。

细究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风格,德勒兹似山,厚重不迁,加塔利似水,机智灵活,似乎与孔夫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相合。在写给日本友人宇野邦一的信中,德勒兹阐述了他与加塔利的“二人写作”,他将加塔利比作海,而将自己比作山丘。“抑或应该将他比作海:表面上总是变幻不定,始终光芒四射。他能够周旋于各种活动,他睡得少,他游历,他不会停下来。他没有中止。他具有异常惊人的速度。至于我,我更像山丘:我极少移动,不能同时进行两件事,我的观念是固定的观念,而且我所具有的、罕见发生的运动是内在的。我喜欢独自写作,我不喜欢说话,除了上课,那时话语不得不顺从其他内容。至于我俩,菲利克斯和我,我们可能进行一场棋逢对手的相扑运动。”加塔利的非学院派背景一方面使他少受所谓学术规范的钳制,思想放荡不羁,游牧在层峦叠嶂的“千高原”;另一方面德勒兹也为他灵活多变的思想所折服,不断地从他的思想世界里获得新概念,来实践他的哲学理念,因为德勒兹认为哲学就是创造概念,而加塔利从不同的学科领域挖掘出形形色色的概念,供德勒兹进行创造和改装。

如若我们试图勾勒加塔利的思想肖像,他首先是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毕生从事着精神分析工作,日复一日地诊治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患者,不过他不再是一名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一名精神分裂分析学家。他思考的不再是移情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等模式化问题,他诊断的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他将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上升到哲学和美学层面。他超越了精神分析的移情模式和语言模式,探究了精神病患者与社会各个层面极为复杂的关系,他诊治的是现代社会,诊断的是现代社会的“病症”。当结构主义者纷纷将主体性列入“罪恶”名单之时,加塔利反其道而行之,从生产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主体性问题,重新思考了启蒙以来的“解放实践”。如同福柯临终之作《何谓启蒙?》重新拷问了康德的问题一样,他的临终之作《重建社会实践》也延续了这一思考,面对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为现代社会开具“药方”,寻找定向的“罗盘”。

主体性生产是加塔利的核心主题,也是贯穿其全部著作的一条主线,成为他理论思考和社会实践的聚焦点。《混沌互渗》第一章《论主体性生产》就是对这一核心主题进行的总结,从政治、经济、科学、心理、生态、美学等方面提出了主体性生产的全球性方略。主体性生产不仅关系着物质的生产,也关系着欲望的生产;主体性生产不仅超越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而且还关涉着个体、群体、建制等多样性因素;主体性生产不仅受到社会历史事件的持续影响,而且还受到机器和媒介的深刻影响。加塔利洞察到后媒介时代的来临,洞察到后媒介时代的潜在创造性和“机器主体性”,突出了主体性生产的过程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由之来反对笛卡尔以来大写的、抽象的、先验的主体。此外,加塔利还从人类主体性的行为学和生态学视角来探讨主体性生产,以拉博德诊所为例,他发现了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在建制性精神治疗中的特殊地位。“问题不在于对患者的主体性进行简单的重塑——正如主体性先于精神病危机而预先存在的那样——而在于 一种独特的生产。”这种主体性生产通过精神病患者参与拉博德诊所的各种事件活动而实现了“个体—群体—机器之间的多样性交流”。

在拉博德诊所的精神分析实践中,加塔利不断地释放出思想的光芒,孕育出新的思想。其中来自拉博德诊所精神分析实践的横贯性理论,超越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移情理论,突破了分析者与被分析者的二元对立模式,是加塔利进行哲学思考和精神分析实践的方法论,由此他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群体理论——主体群体和屈从群体。横贯性理论后来频繁地出现于加塔利与德勒兹合著的《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在德勒兹和福柯的著作中得到了积极回应。德勒兹认为横贯性还可以应用于理论与实践,“以某种宽松甚至含混的方式来定义,由理论角度来看,它是对权力问题的不断追索,表现为对资产阶级概念的同样抵制;而从实践角度来看,它是某种局部且特化的斗争形式,其相互关系与必要单位不再来自整体化或中心化的过程,而是如加塔利所言,来自横贯性过程”。横贯性具有反等级化、反中心化、反整体化的特点,打开了创造性的潜在空间,有助于孕育新型的主体性形态,也就是“横贯主体性”。

当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因为一个叫克里斯蒂瓦的东欧女人而风行于法国思想界,加塔利也从巴赫金的复调理论获得思想灵感。他认为主体性是复数的、复调的,是个体、群体和建制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巴赫金看来,“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形成了一个多元共生的、话语丛集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一种多声部的对话关系。在这种对话关系中,主体性是独立自主的,具有自创生的功能,而且是有差异的,各有不同,“到处都是公开对话的对语与主人公们内在对话的对语的交错、和音或间歇”,“到处都是一定数量的观点、思想和语言,合起来由几个不相融合的声音说出,而在每个声音里听起来都有不同”,这种复调主体性与横贯主体性是同义的,体现了一种新型的对话关系,体现了人类最基本的相互关系。“巴赫金描述了作者与作品的沉思者[马塞尔•杜尚( Marcel Duchamp )意义上的‘观看者’]之间进行的主体化移情。在这一运动中,根据巴赫金的观点,‘消费者’可以说变成了共同的创造者;因为审美形式只有通过孤立或隔离的功能的迂回方式才能取得这一结果,以便表达质料在形式上变成创造性的。”巴赫金的这种阐释暗含了一种“自创生”的理念,形式通过孤立或隔离功能实现了自主功能和自足需要,这种理论契合了加塔利主体性生产的思考,威廉-若泽成为加塔利重新发现巴赫金的关键性原因——它关涉到创造的主体性和主体性特异化的诉求。

加塔利曾提出“三种生态学”,主张从环境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来诊治现代社会的病症。“如若不改变人的精神状态,如若没有进入后媒介时代,对环境就不会有持久的把握。反之,如若不改变物质和社会环境,也就不可能改变精神状态。”加塔利认为有必要建立“生态哲学”( écosophie ),以便将环境生态学与社会生态学、精神生态学结合起来,为复调的主体性提供了可能性,为“多样性对话”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后媒介时代的来临也催生了这种复调的主体性和“多样性对话”。他特别强调了当代主体性的基本特征——复数性、多中心性和异质性,一个个体已是异质性成分的“多样性”,主体性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人的界域(身体、自我),体现了多样性界域(家庭、社区和种族),而且还体现在言语、书写、计算和技术机器的所有主体化程序。“与其制造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关系,不如融合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复调性交织,因此主体性音乐仍有待于创作。”复调主体性犹如一曲复杂的叠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异质性因素,创造了多样性的、多声部的世界。

机器理论是加塔利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为他与德勒兹合著《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提供了理论基础。加塔利一直被机器所吸引,并为之着迷,他早在索邦大学读书期间就做过关于机器的课堂报告。他从具体的技术机器出发,重新审视了人与机器的关系,构建了一个纷繁复杂的“机器家族”:欲望机器、游牧机器、战争机器、革命机器,以及他借用乔姆斯基的、重新阐发的“抽象机器”。作为一名反结构主义的、反拉康派的精神分析师,加塔利反对拉康的结构性能指理论,以机器反对结构,以异质性反对同质性,坚持不懈地发展了一种基于主体性生产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现代机器论(machinisme),革新了我们对机器和审美的传统观念,走向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加塔利曾于1969年发表《机器与结构》,阐发了他对结构与机器的基本观点,也成为我们研究其机器理论的起点。就结构而言,结构通过彼此相关的指涉系统来设定它的各个要素,而且结构本身还会作为一个要素关联着其他结构,总体化的结构性过程通常束缚了主体,将主体行为含纳在结构之中;而对于机器而言,机器偏离了主体行为,并在技术史上标示出机器的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时间化进程,摒弃了结构性规定的种种关系。

结构与机器的这一区分显然针对拉康的结构性能指理论,批评了拉康式能指的专制特性和化约性特点,指出“能指就是符号论表达的资本化指涉对象、本体论多音性的巨大化约者”。不同于德勒兹,加塔利将能指的理论融入社会政治场域,提出了“能指机器”的概念,由此摒弃了弗里德曼等社会学家所强调的人与机器的异化关系,“机器被转到欲望的中心,人类残留的姿态只不过构建了机器在个体的想象总体性之上的标记场所( le lieu de marquage )”,人与机器不再是对立的异化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反而构成了欲望本身,形成了一种共存共生的关系,由此加塔利将机器与欲望关联起来,开启了从欲望的层面来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的、去总体化的欲望机器。他以“能指机器”来反对拉康的“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再现主体”的经典表述,“恰恰从无意识的结构链脱落的能指将会作为再现机器的再现物起作用”,“机器的本质恰恰就是能指脱落的这种运作,能指作为再现物、‘分化者’、因果性中断,相异于结构上确定的事物秩序……作为奇异物的重复,机器构建了主体性不同形式的单义性再现在一般性之于个体的或集体的平面的秩序之中的一种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这一观点显然受到了德勒兹的启发,加塔利将机器定义为能指脱落的运作,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阐发主体性生产,将机器与奇异物的重复联系起来,“其中机器的原理本身摆脱了结构的假设,脱离了种种结构性联系”。

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加塔利和德勒兹开始构建一种以欲望机器为中心的精神分裂分析,将机器定义为“流(flux)的中断的任何系统 ”。不过他们也开始使用 “装配”(agencement)这一概念,出现了“机器性装配”(agencement machinique)、“欲望机器的装配”等概念。从《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开始,他们以“装配”取代“欲望机器”,分析了卡夫卡作品的“装配”,使“装配”成为精神分裂分析的重要概念之一。装配是各种物质关系和相应的符号体制之间的耦合,在横轴上是内容和表达的相互作用,在纵轴上是界域化、再域化与解域化的相互运作。“在第一水平轴上,一个装配具有两个部分,一是内容部分,二是表达部分。一方面,它是身体/物体的、行动的、激情的机器性装配,是彼此相互作用的身体/物体的混合;另一方面是表述的集体性装配,关涉到行为和陈述,是被归属于身体/物体的非形体的转化。不过,在垂直轴上,一方面,装配具有那些界域性的方面,或再域化的方面,它们稳定了装配;另一方面装配还具有解域化之点,它们卷走了装配。”在这一定义中,一个装配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系列,一是内容或机器性装配,一是表达或表述的集体性装配。两者彼此作用,相互纽结,最终诉诸抽象机器的运作。这一观点源于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卡夫卡:为弱势文学而作》“装配”思想的深化和完善,尤其是“机器性装配”成为加塔利探讨机器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

及至20世纪80年代,加塔利重新燃起对机器的理论激情。在各种新理论的激发下,他开始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阐发机器理论。当时存在着“生机论的”“控制论的”“系统论的”机器论,从不同的维度来认识机器问题。其中系统论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科•瓦雷拉( Francisco Varela)将机器定义为“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的集合”,至于组成部分本身如何无关紧要。瓦雷拉区分了两种机器,一种是“它生产的”机器,生产除自身之外的其他东西;一种是“自创生的”机器,连续孕育着自己的组织及其界限。不过,瓦雷拉把“自创生”的概念留给生物学领域,而将社会系统、技术机器等领域排除在外。在加塔利看来,瓦雷拉的这一区分为机器论 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也为加塔利的机器理论提供了参照。

加塔利认为“自创生”不仅仅出现于生物学领域,各种社会建制和技术机器表面上属于“它生产”,如若从机器性装配来考虑的话,它们就变成“自创生”的。不仅生物界存在着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问题,而且机器界也具有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机器界和生物界实现了重合。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各种机器经历了漫长的、异时发生的历史序列,以“块茎”( rhizome )的方式实现了种系发生意义上的演变,由此机器在异质性的机器世界和特殊的本体论的交叉点上实现了自身的奇异化,构成了以各种技术机器、经济机器、国家机器、宗教机器、审美机器和抽象机器为核心的“机器家族”。在个体发生的意义上, 各种机器总是出现磨损、故障和不稳定性,不断地更新它们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组成部分,由此人—机器的相异性与机器—机器的相异性错综复杂地联系起来,在不同的组装平面上实现了机器的再生性和奇异性。机器的这种自创生特点使机器摆脱了以异物同形原则为中心的结构,在现实的和潜在的机器相异性中就是一种“非人的”表述、一种原—主体的图表(diagramme)。

一个机器性装配要考虑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1)物质的和能量的组成部分;(2)符号的、图解的和算术的组成部分(平面、公式、方程、计算,它们促进了机器的制造);(3)人体的器官、神经冲动、性情的组成部分;(4)个体和集体的信息与心理表象;(5)欲望机器的种种投注;(6)抽象机器。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相互规定,相互作用,其中抽象机器发挥着核心作用,威廉-若泽在一种力本论的驱使下能够使这些组成部分进行异质化,最终实现本体论意义上的异质发生,实现了机器的自创生功能。我们以锁与钥匙作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钥匙在物质化的、离散的形式与形式化的、图解的形式之间开启了锁,钥匙的剖面和锁的剖面通过一种解域化的光滑构成一个机器性装配。这种机器性装配使锁和钥匙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结构性的、同一性的,而是异质性的、相异性的。在这一点上,加塔利拒绝了拉康基于索绪尔符号论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而是走向了基于皮尔斯符号学的非能指理论,由之排斥形式化的主体性,探索一种过程性的、异质性的机器性装配。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精神分析实践是加塔利哲学思考和审美研究的发源地,他批评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科学取向,试图构建一种基于主体性生产的审美范式。如果说结构主义突出了同质性的结构,是为了探求一种科学范式,那么加塔利拒绝结构探求机器就是为了探求一种以感受( affect)为中心的审美范式。科学范式突出了一个关系和功能的对象世界,搁置了主观的感受,而审美范式突出了感受和知觉物,越来越偏离既定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走向了多样性和异质性,强调了主体性生产。由此,加塔利提出了三种与主体性生产密切相关的表述装配——“表述的辖域化装配”、“表述的解域化装配”和“表述的过程性装配”,建立了一种与机器性装配相对应的、表述的“装配谱系学”。总体来看,表述的辖域化装配大致对应于前现代社会,关系到一种原—审美的范式和集体的辖域化的主体性,出现了复调的、块茎的价值化;表述的解域化装配大致对应于现代社会,构建了超验自律的真、善、美、资本,关系到主体性的个体化,出现了两极化和等级结构;而表述的过程性装配对应于未来社会,具有了审美范式的机器性维度、过程性维度和自创生维度。

在加塔利看来,过程性装配对新的审美范式尤为重要。“过程性装配与其说使审美范式边缘化,倒不如说从价值的其他世界来看赋予审美范式一个横贯性的核心位置,由之过程性装配以自己的方式强化自创生的融贯性的、神创论的发生源。”自文艺复兴以来,各种艺术运动不断地冲击着艺术审美的界限,更新了艺术的表达质料以及感受与知觉物的本体论结构,实现了突破性的审美创造,而这种新的审美范式关联着存在的发生源和自创生机器,并与科学范式和伦理范式一起发挥作用。这种过程性审美范式之所以通过技术科学来构建,乃因为技术科学的机器语群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与艺术过程的创造性相连接,于是一种审美机器开始发挥作用,摒弃了有关机器的种种机械论幻觉。“在我所理解的意义上,机器论意味着一种自创生—创造的和伦理—本体论的双重过程(‘选择的质料’的存在),这种双重过程与机械论是完全不相关的。”加塔利由此对审美范式进行了本体论思考,认为艺术创造是一种“混沌互渗”( chaosmose ),经由有限性通向了无限性,体现了这种过程性审美范式的基本特性。“混沌互渗”绘制了审美范式的本体论状态,体现了主体性的自创生性和机器性过程,创造了主体性生产的“存在之域”。“混沌互渗”不是混沌本身,而是处于有限性与无限性、混沌与复杂性之间,是一个潜在的、无限的起源平面,是主体性生产的能量和物质的平面,成为审美范式的发生源。这种审美范式不仅突出了自创生特点,而且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强调了过程性装配的创造特性。

如何根据这种过程性审美范式和“混沌互渗”来理解艺术,这成为加塔利探讨的重要问题。“‘混沌互渗’在艺术作品中的体现,作为潜在性与实在性之维,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内在性意味着新问题 :不是‘它是什么?’,而是‘它做什么?’或者‘它生成什么?’ 不是‘它再现什么东西或思想?’而是‘它体现或表达了什么样的潜在性宇宙?’”加塔利之于“混沌互渗”的发问不再是“是什么”的希腊式发问,而是凸显了“混沌互渗”如何运作的问题。艺术与哲学、科学一样 ,是混沌的“三个女儿”, 是“类混沌”。艺术家与哲学家、科学家一样都在“绘制混沌”。哲学家从混沌带回来的是“变式”( variations ),科学家从混沌带回来的是“变量”(variables),艺术家从混沌带回来的是“变种”( variétiés)。“艺术不是混沌,而是提供视觉或感觉的混沌的组合。因此,艺术是混沌界( chaosmos ),正如乔伊斯所说的那样,是被组合而成的混沌——既不是可预料的也不是可预想的混沌。艺术把混沌的可变性转换为类混沌的变种。”实际上这种“类混沌”就是自创生排列的第二种褶皱,具有强烈的主动性、创造性和过程性。“朝向创造性的这种本体论根源的张力才是新的过程性范式的特点。”

纵观菲利克斯 • 加塔利的一生与思想,他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游牧在精神分析、哲学、政治、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以其独特的行事方式与思考方式批判了以能指的霸权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摒弃了以科学范式为指向的精神分析,追求一种以审美范式为指向的精神分裂分析,实现了从结构向机器、从科学范式向 审美范式的转变,革新了我们对结构与机器的认识,突出了主体性的复调性、过程性和自创生性,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基于主体性生产的审美范式。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工作于拉博德诊所。1992年8月,他心脏病突发,倒在了拉博德诊所,溘然长逝,年仅62岁。噩耗传来,朋友和亲友们为之惋惜,感慨命运的不公。在纪念加塔利的文章中,德勒兹缅怀好友的思想,高度评价了加塔利的独特贡献,他写道:“菲利克斯的著作有待发现或有待重新发现。这是让菲利克斯活着的最好方式之一。”

加塔利一生“游牧”在精神分析、哲学、政治、美学、文学等诸多领域,他不是一名弗洛伊德和拉康意义上的精神分析学家,思考的不再是移情关系、俄狄浦斯情结等模式化问题,诊断的不再是个体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而是现代社会的“病症”。当结构主义者纷纷将主体性列入“罪恶”名单之时,加塔利则反其道而行之,从生产的角度重新思考了主体性问题,重新反思了启蒙以来的“解放实践”。

何谓主体性生产?什么是战争机器、欲望机器、抽象机器?怎样理解精神分裂分析?作为审美范式发生源的“混沌互渗”如何运作?在本书中,加塔利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批判了以能指的霸权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摒弃了以科学范式为指向的精神分析,以机器反对结构,以横贯性理论超越移情理论,引导我们走向基于主体性生产的审美范式,开启以审美范式为指向的精神分裂分析。加塔利的这些原创性思想在他与德勒兹的合著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为德勒兹的光环所遮蔽,尚未释放出其应有的思想力量。借由本书中的清晰阐释和进一步深化,我们将体会到有别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理论风格,感受到加塔利自身异乎寻常的思想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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